劉少奇的喜劇與彭德懷的悲劇(圖)

2015-04-21 | 來源: 一青博客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　　彭德懷的“萬言書”眾所周知，劉少奇的“萬言書”卻一直鮮為人知。作家楊學武撰文《劉少奇的“萬言書”》指出，對彭德懷的“萬言書”進行憤怒聲討的劉少奇，竟然忘記過去自己也曾寫過“萬言書”的歷史。與彭德懷的“萬言書”相比，劉少奇的“萬言書”可謂名副其實。更讓彭德懷“自愧弗如”的是，劉少奇當年上“萬言書”和作大報告“公然反黨”，可他竟然“安然無恙”，不但沒有被打成什麼“分子”、沒有受到任何處分，反而出人意料地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盟友，隨後與毛聯手一舉瓦解了王明、博古、張聞天等人的“教條主義宗派集團”，並由此“一舉成名天下知”而位居中共第二號人物。劉少奇上“萬言書”在張聞天的“民主”下得以存活，但在毛澤東的“專制”面前，曾經的盟友、戰友劉少奇與彭德懷都不能幸存。

　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，中共在延安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。圖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，前排左起：康生、毛澤東、王稼祥、朱德、項英、王明。後排左起：陳雲、博古、彭德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張聞天

　　上世紀50年代末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，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“三面紅旗”（大躍進、總路線、人民公社）運動提出了幾點不同意見，結果引起毛“龍顏大怒”，毛措辭嚴厲地將此信批為反黨“萬言書”，毫不留情地對彭“新賬老賬一起算”，把他打成“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”。一封並不足萬言（大約四千余字）且不夠尖銳的“萬言書”，使彭德懷遭遇萬劫不復的厄運，先被罷官流放，後被迫害致死。而當時位居中共二號人物的國家主席劉少奇，也不遺余力地對彭德懷的“萬言書”進行批判，其調子之高、火力之大，絲毫不亞於一號人物毛澤東。

金日成為何對彭德懷恨之入骨?

背後捅刀誰給彭德懷按了個"裡通外國"?

文革中彭德懷和劉少奇為什麼必須死?

　　尤其是他在會議結束時發表的“重要講話”，不僅把彭的言行上綱上線為一種“破壞活動”，大有讓其“永世不得翻身”之勢，而且再次積極鼓吹和大力提倡毛的個人崇拜，把毛的個人權威和專制作風推向了一個新高潮，為後來毛隨心所欲地發動“文化大革命”埋下了禍根。

　　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，從廬山會議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僅僅時隔幾年，毛的臉猶如廬山的風雲說變就變，以一紙不足千言的《炮打司令部----我的一張大字報》，將他“打倒在地”，其下場比彭德懷更為悲慘。

　　對彭德懷的“萬言書”進行憤怒聲討的劉少奇，竟然忘記過去自己也曾寫過“萬言書”的歷史。1937年2月20日、3月4日，劉給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寫了兩封分別長達萬言的信，主要內容是大量列舉中共過去10年來白區工作中的種種錯誤，對中共10年來的政治路線提出諸多質疑，並對中央政治局和主要負責人表示強烈不滿。著名歷史學家高華在《抗戰前夕延安發生的一場爭論》中分析指出：劉少奇的兩封長信“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”：其一，劉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“右傾的陳獨秀主義”，而且還有“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----‘左傾’錯誤”，這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；其二，劉反復抨擊中共“十年來一貫地犯了‘左傾’錯誤”，特別集中抨擊中共10年白區工作的方針，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中共10年的政治路線；其三，劉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10年歷史，並且詳細敘說自己因堅持“正確”主張而遭“打擊”的經歷，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，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，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。（參見高華著：《革命年代》155～156頁，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，下同）

　　與彭德懷的“萬言書”相比，劉少奇的“萬言書”可謂名副其實，不僅在字數上大大超過，而且在“反黨”問題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彭在“萬言書”中，對“三面紅旗”本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指出了那麼幾點錯誤，而且根本沒有把錯誤的原因直接歸結到毛澤東身上。彭時隔多年還自我辯解說：我給毛主席寫信的目的，“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、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，並沒有什麼‘陰謀篡黨’、‘反對毛澤東同志’的目的。”（引自《彭德懷自述》286頁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）可毛抓住彭的“萬言書”中使用了一個“有失有得”的詞語大做文章，認為彭一反“有得有失”的常規用法，而把“失”放在“得”的前邊，顯然是“別有用心”。毛在會議上怒形於色地質問彭：“失、得之說，反映靈魂深處如何？”（引自李銳著：《廬山會議真面目》219頁，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）什麼叫“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”？於此可見一斑。相比之下，劉少奇在“萬言書”中，對中共的政治路線沒有肯定一點成績，而是說得一團漆黑，認為“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”，聲稱中共10年來的錯誤已形成“一種傳統”……讓人覺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無可救藥的地步。尤其是劉對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負責人的批評和責難，所提問題之尖銳、所用語氣之強硬、所懷用意之“如何”，更是彭的“萬言書”所不能相提並論的，恐怕只有歷史上海瑞罵嘉靖皇帝的《治安疏》方能與之不相上下。